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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69章（第2页）

然后留下一张哭泣的脸孔作为最后定格的画面。

有些记者留下照片，有些记者拍下视频。事件一度引起轰动，也令《东方视界》演播厅现场的观众唏嘘不已，小星星的遭遇教人揪心，同时又无可奈何。

法律与人命摆放在天平两端，孰轻孰重。

“可能一部分观众还对这张照片留有印象。照片上是一个身患尿毒症的八岁女孩，因与病魔抗争乐观勇敢，这位女孩被网民亲切地称呼为‘小星星’。2009年9月，江苏太仓的民间自助透析室被依法取缔，小星星的母亲因‘非法行医罪’被捕；2014年7月，抗癌药代购第一人、网络人称‘药侠’的陆某被沅江市人民检察院起诉，案由为‘妨害信用卡管理’和‘销售假药罪’。两个案子看似相隔时间甚长，毫无关联，实际上却都是公民的生命健康权与司法律例的殊死博弈。尽管两个案子的当事人最后都免于起诉，但根据《宪法》对公民生命健康权的定义，像小星星这样的贫困患者有充分理由提出疑问：你们说公权权威不容置疑，那我的生命权谁来维护？”

刑鸣难得放缓主持语速，他目视众人，每个字都落地有声。嘉宾席上的药监局领导适时插话：“这种事情的发生，实际上也是一件很令人惋惜又无奈的事情，我国一直在整顿药物审批流程，也一直在推进医疗体制改革……”

药监局的领导洋洋洒洒说了不少，话虽婉转漂亮，实际还是既诉苦经又倒苦水，反正就是大叹医改不易，政府做的已经够多的了。

刑鸣不至于公开挑战国家政府部门的权威，耐心容对方讲完，才就对方所提到的难处逐一发问——几个问题是一针见血三针见骨，虽不至于让药监局的领导下不来台，但到底没能掩住那点锋芒，犀利了。

中美药监局的差异能说两句，譬如药企递交临床试验申请的回复时间、药监局办事人员的人数与学历构成；药价虚高的问题也有的探讨，譬如制药公司每经一道经销商就得溢一次价，公关费与回扣都是算入成本的一大笔开支。

数据够详实，主持人够冷静，既是争论也是探讨，场面激烈，枪林弹雨。

节目的结尾处，刑鸣甚至出人意料地请上了小星星和她的母亲，当年那个对镜头嚎啕大哭、令全国观众倍感心酸的小女孩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，但依稀分辨眉眼，仍留存几分天真稚气。

给一棒子赏颗糖，这一桥段设计得是很鸡贼的。一来观众喜见“善有善报”的结局，二来大台有大台的风范，大台有大台的顾忌，在明珠台这样的地方当主持人，有点八股取士的意思，有些话能大大方方地说，有些话能拐弯抹角地提，有些话却是一个字也不能透露，刑鸣开头骂了药监局，虽然玩了机巧圆了回来，但如果节目通篇儿都在质疑现有的法律与制度——

这肯定是不允许的。

刑鸣问星星的母亲，现在星星的病情怎么样了？

星星的母亲回答，现在透析可以报销，花的钱比以前自助透析室还少，而且不少公益组织也一直关注星星的病情，可能明年就能换肾了。

“2012年国家六部委联合发布 《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，大病保险的补偿政策首次进入公众视野；2014年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试点工作全面启动，农村医疗保障重点向大病保险转移，各地医保中心接连下发通知，提高常规血液透析标准和报销比例，最高可达95%。”

“2014年11月，抗癌药代购案的社会影响不断发酵，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司法解释中新增一条：销售少量根据民间传统配方私自加工的药品，或者销售少量未经批准进口的国外、境外药品，没有造成他人伤害后果或者延误诊治，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，不认为是犯罪。这不仅为类似于陆勇或夏教授这样‘因善涉罪’的当事者留下了一定的出罪空间，更在法律途径为贫困患者这一弱势群体提供避险。”

“2015年3月卫计委起草《建立药品价格谈判机制试点工作方案》征求意见稿，将对价格高且疗效确切的、专利或独家生产的肿瘤药品儿童药品等，实行国家药价谈判，10月正式施行；同年11月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针对药价虚高、药品审批时间过长等问题颁布《关于药品注册审评审批若干政策的公告》，将加快临床急需药品的审批，对艾滋病、恶性肿瘤、罕见病等用药药品实行单独排队。”

刑鸣说完这些，指了指LED屏上那个定格的哭泣镜头，笑着问小星星，现在还会这么哭吗？

哭得太奔放了，女孩挺害羞地笑了起来，现在不会啦。

“公权与人权本就不是对立双方，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仍处于‘低水平、广覆盖’的初级阶段，如何深化医改、提高药品可及性；如何刑法善治、切实保障公民基本权利，仍是有关部门的工作之重，不必谈之色变，不必避之如虎。因为它与我们息息相关。因为它有希望。”